我是先天性耳聋，但直到四岁才被发现。多亏了听力专家团队，在被诊断为严重的双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之后，我立即使用了Phonak助听器，并参加了七年的言语治疗。

起初，助听器是可以帮助到我的，我像健听孩子一样生活，活泼好动，对生活充满热情。我参加了很多运动，包括排球、花样滑冰、健美操、拳击、瑜伽、空手道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游泳。但在社交方面存在一个问题，我需要依靠母亲作为与世界沟通的渠道。也许是出于恐惧，或者害羞，或者是妈妈习惯性保护我，我总是躲在她身后，似乎与外界隔着一道隐形的墙。

11岁的时候，一次常规检查证实我的听力损失已经变得更严重了，此时的我的损失程度已经需要植入人工耳蜗了。

大约在同一时间，我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，尤其是钢琴音乐，这要感谢大师Maestro Vitali。或许是我不善言辞，音乐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情绪，从那时起，我感到通过音乐传递情感是一种使命。但还是由于听力的下降，音乐之旅的开端像钟摆一样，在爱与恨之间摇摆。

直到18岁生日，我仍然能用助听器听到声音，不过听力阈值越来越差。我想成为音乐家，但助听器有其局限性——我可以很好地听到键盘中间部分的低音，但我从未听到高音，钢琴的最后八度音让我很烦恼。可我还是不想考虑人工耳蜗，主要是担心无法用耳蜗识别和辨别音乐的细微差别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上了一所音乐高中。此时出现了更多困难：许多高音乐器，如小提琴和长笛，对我来说很难掌握。但我还是以很好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，并被那不勒斯的San Pietro a Majella Conservatory of Music音乐学院录取。

进入音乐学院，我才逐渐意识到很多考试技能对我来说是无法完成的，比如听声练耳，给其他乐器或者歌手做钢琴伴奏，以及把握音调。

大学第二年，左耳失去了更多的听力，我也开始耳鸣。这预示着一段痛苦、孤独、紧张和失眠时期的开始。

耳鸣通常无法治愈。多亏了听力学家Dr. Lauritano和Dr. Capoluongo博士，帮我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建议我听低于耳鸣的音量的纯音乐，专注听可以忽略耳鸣，这至少有助于我入睡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终日和手机、电视为伴。我放弃了音乐学院和钢琴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再次开始考虑手术。我想，也许人工耳蜗是帮我从听力损失和耳鸣中康复的唯一途径。但我仍然很害怕。

2018年9月，我终于决定迈出这一步，接受耳蜗植入手术。之后检查得知我的听力损失实际上是由彭德莱综合症引起的，该综合症的特征是前庭导水管扩大和渐进性听力损失。

2019年2月28日，我左耳接受了耳蜗植入手术。之所以选择Advanced Bionics，因为AB耳蜗可以与我一直使用的Phonak助听器配合使用。我想，习惯了Phonak的声音，尤其是音乐，也有助于我更快地适应AB耳蜗。我还希望放置在耳道口处的T-Mic能够让我更自然地感知声音。我喜欢海，所以AB的防水解决方案可以帮我游泳。期待当我在水中或者在水边时，仍然能听到声音。

但，没想到的是，手术之后的开机却让我失望。一切听起来都像电子音，像电影中的变形金刚的声音那样生硬。我真的很难接受对声音的感知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。我试着听音乐，但它听起来也完全是机械的。我变得更加沮丧，并确信是要终生放弃音乐了。

何曾想，时间能改变一切。

在之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的语音理解能力达到了100%，噪音中也是。

我可以识别以前用助听器听不到的辅音，如F、V、S、C、G、Z音。我不需要再读唇。我可以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讲话，还可以打电话。

我的主要目标是能够再次拥抱音乐并完成学业。因为我是双模式，耳蜗可以让我听到高音，而另一只耳朵上的助听器可以放大低音。不过正因为来自双耳设备的声音有不同，所以实际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听音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