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何林宝明，40岁，由2001年2月开始，使用双侧人工耳蜗。

自小时候，我已似懂非懂的觉得自已听得比别人差，但这并没有防碍我学习语言的能力，而且年纪太小，根本不懂得担心，直到我念中学时，才真正出现问题。课堂上的听写理解，永远不及格；在合唱团里总是唱错音；上芭蕾舞课跟错拍子，与别人步法不齐。

十七岁第一次做听觉测验，才惊觉原来我已失去了四至五成听力。经过详细检查，却找不出原因，医生只给我几颗维他命丸。

如果用一步一步下楼梯来形容我越来越差的听觉，那么自1988年开始，当我26岁时，那就是以极高速从一度很斜的楼梯一仆一碌的滚下来了。即使我戴了助听器，我也不能用电话，因为我一定要看口形才明白对方说什么；看电视非有字幕不可；我听到声音，但分辩不出字句。不足一年，我摘下助听器，再也不戴了。

失聪虽然没有肉体上的痛楚，但精神上，却把我折磨得心力俱疲。

朋友们不能和我通电话，肯花时间写信的少之又少，大家无可避免地日渐疏远。如果旧同学之间有聚会，我多数事后才知晓，而不是获通知去参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已的声浪，人人者介意我说话太大声，而她们亦必须大声讲话让我听见；试想像一班人在公众地方，像吵架似的高声说话，是多难为情的事。其实即使获邀参加，我也老实不愿去。

逃避在家里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。当我丈夫耀华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，他不一定会告诉我，反正我也听不明白，他又没有心情一字一句的写出来；他开心时想和我分享，但把一件好事或笑话说上多次，我也是一脸茫然，甚至无反应，那种分享时应有的喜悦，便荡然无存，逐渐也就懒得讲了。

有需要携伴同去的场合，耀华多是独自前往，或索性不去，若把我带去，免不了要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说：“我太太有听觉问题，请你重复一次”。“对不起，她听不清楚”。别人的实时反应总是：“噢，为什么？左耳还是右耳？看哪个医生？你懂手语吗”？对于这些例牌问题，我们也不知答过多少次了，每次认识新朋友，都要由“从前”讲起。我不能怪责别人为满足好奇心而问长问短，不答很不礼貌，要答吗？我真的很厌了。当大家问够了，听够了，便言归正传。各自谈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，众人兴高采烈时，我只感到冷落和无聊。事实上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在场的真正作用是微笑和吃喝。

耀华常要往美国参加会议和述职，他的上司多次着他与我一起去，跟当地的同事见见面，我当然不去。间中我随耀华去工干的地方，亦只爱躲在酒店，或待他工作完毕，才一起出外走走。要我和他的同事打招呼，我宁愿不去了。

“失聪”不单只是失去听觉能力，我并同时失去了独立和自信，经常感到被孤立，觉得无助，更无勇气去求助，又怕别人在我背后窃笑。可能是我自已在钻牛角尖吧，我觉得失聪是可怜可耻的事。有一段时期，我的情绪低落得令耀华怕我会干傻事，遂把我送入医院精神科，留医了足足一个月。1995年，我辞掉工作，在往后的12个月里，把自已关在家中，天天服抗抑郁药，尝试逼自已面对现实。那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丈夫和家人默默地跟我一起受苦。

2000年11月，我到玛丽医院作例行检查，当时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不抱希望，许由医生看过报告后，说我已到了极度失聪的程度，实时聋得够透，是时候植入人工耳蜗了。我实时崩溃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不停说多谢多谢，紧紧抓住许医生的手，舍不得放开。突然有希望打破那沉静的世界，是真的吗？

许医生问我会否介意必须剃发，我想也没想便说无问题，他接着说待新头发长了出来，会比以前漂亮。然后许医生又问我是否同意在次年1月29日做手术，当天是农历年初六，他怕我或家人会认为大年初开刀不吉利，但我一向不迷信，越早做手术越好，就算在年初一开刀也不成问题。自那天后，我便一直盼望手术的日子快些到来。

1月29日，一切顺利，经过6小时手术后，我头上给缝了38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仍是迷迷糊糊的情况下，坐上轮椅，被推进听觉检查室去“开机”。一直与许由医生跟进我个案的听力学家区建国博士，替我戴上语言处理器后，我听到一段持续了几秒的呜呜声，然后一把声说：“你听到我吗”？天啊！我听到了！我们谈了一会，我竟真的听到区博士所说的每一个字，不是靠看口形瞎猜。区博士的声音很古怪，像机械人发声而不似人声，我和他距离三尺，面对面坐着，他说话时，却彷似在隧道里，从很远的一端传声过来，带着很响的回音。虽然我还未完全清醒，但已能肯定我终于回到有声的世界了。

植入了人工耳蜗，我要重新学习听声音和语言。没有戴上语言处理器时，我又回到沉静的世界，不知楼上正在砰砰彭彭大装修，打麻将或开派对，但“开机”之后，就算不是听到十足十，也自觉比一般人差不了多少。

当初用人造耳蜗听说话，最难和最不习惯的是我分辩不出各人的声音，人人都是机械人发声，不单只认不出丈夫和妈妈的声音，连我自已也认不出自已。每次我说话时，总觉得是另一把声在说我的话。我又听到很多以前未听过的声音，例如巴士站，听了十多次哔哔声，我才知道那是关门声。

另一个难题是分辩不出声来自何方。有一次我独自在妈妈家里，突然听到电话响，我拿起听筒，才知道不是这个电话，那么一定是手提电话了。接着的数分钟我搜遍全屋，连衣柜、厨房和洗手间也找过了，终于找到真正在作响的小玩意。我拿起它，才想起自已从来没用过手提电话，不知应按哪儿才能接听，只好傻傻地放下，等对方挂线。

植入人工耳蜗，原来还有意想不到的良性作用。我一辈子受着耳鸣的困扰，情况严重得就算有幸睡得着，也经常被各种莫明其妙的声音吵醒，有时实在嘈得要命，我会放声大哭，甚至想叫救命。手术后，这些声音明显地细了，我仍然患有耳鸣，但和从前相比，已不算一回事，此后没有再放声大哭，多数晚上也能睡个好觉。

经过半年，我已大致上克服了使用人工耳蜗听声的困难。当人说话时，我不再觉得机械人发声，并能分辩出不同声音，也能听得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。看电视不再局限只看有字幕的节目，其中新闻报导更听懂约八成。我不但听见耀华午睡时打鼾，妹妹四个月大的儿子在我怀抱中睡觉时，我竟听得见他的呼吸声，以前我却连他哭也不知啊。

现在我不再视自已为耀华的负担，而是和他分享生活的伴侣。耀华下班回家会告诉我日间在公司发生的事，或最近听来的笑话，电视播放他熟悉的歌曲时，他又会跟着节奏唱给我听，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耀华的歌声如此动人，简直能把所有的歌皇都比下来。弟妹会告诉我孩子们的事，工作上的烦恼，或是下次全家去渡假的计划。姨甥和侄儿们会把学校听到的故事告诉我，电视那出卡通片最好看。我和妈妈吃饭时，可向她请教厨艺，谈谈她最近的验身报告，甚至八卦一下各亲戚的最新情报。我和家人的关系比以前亲密得多了。

以前每遇到令我不高兴的事，我只会气着回家写投诉信，然后一直等待那封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回信，又或者只给我一轮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。现在，我会直接上前，把问题说清楚，要求对方给我合理的解释，甚至道歉，或采取行动，不要拖延。原来很多事情是可以当场解决的，反而我写投诉信，对方却可推说没收过。我终于重拾自信，有勇气为自已坚持的信念去争辩。掌握自已的人生。

一向依赖耀华做的小事情，现在该由我来做了，例如致电查询、订座晚饭、预约牙医、电话银行服务。甚至应门签收挂号信，我应付得很自如。

认识我的人无不惊讶于我性格上的大转变，我比以前更开朗，更平易近人，我对各式各样的事物都有兴趣，彷佛要尽量知多一点，补充从前失聪时的损失，遇上大制作的电影，我会和耀华去影院看，好好享受一流的音响效果。下次有旧同学聚会，我会参加。也许，耀华再去美国时，他终于可以告诉上司“我太太陪着我来了”。